朱一雄傳奇
有緣得識朱一雄教授近三十個年頭了，最近才第一次讀到他的自傳。短短三千多字道盡他的一生，卻遺漏許多令人動容、值得撰寫成書的故事。
這份自傳提供了線性的年表，終可讓我將銘記於心的故事標記在時間線上。多次聆聽他回憶往事，故事總是以跳躍的方式，從某個細節牽引至另一個年代，再由某個姓名勾出另一個時空。這是回憶的本質，它的湧現是非線性的騷動，如夢如詩。自傳格式一板一眼，和不受框架拘束的回憶格格不入，遺漏的不只是故事，還有血淚。
朱一雄，一九二二年出生於江蘇江陰。政府記錄是一九二三年，誤。
什麼樣的時代會造成實際年齡和政府記錄誤差整整一年？年幼時，每次跟大人討著過生日，總上了母親的當。隨著一月六日逐漸逼近，我開始纏著她，她會告訴我：「身分證上寫錯了，應該是十二月二號。」後來才知道，身分證沒記錯，母親也不算講錯，不過一個是國歷，一個屬農曆，之所以誆騙只因「錢歹賺、囝小漢」，可沒心情和閒錢買蛋糕。
朱一雄出生於新舊交替的年代。一九二二那年，國民政府決定一律將生辰年月改為西曆，當大姊到學校為他登記戶口時，承辦人員自作聰明地把一九二二改為一九二三，因為他們以為按中國人虛歲的算法，民眾都會多報一歲。按舊曆，朱一雄生於九月十五，換算成新歷是十月二十三。如此看來，政府記錄錯得離譜，不僅年代誤植，且新舊曆制混為一塊。朱一雄常笑稱，他有三個生日，家人也樂得每年為他慶生三次。
朱一雄不只有三個生日，還有九條命。我十五歲時，最大的煩惱是青春痘，最大的願望是交個異性筆友，最大的抉擇是在「板橋」和「徐匯」兩間不怎樣起眼的高中挑選其一。朱一雄十五歲便加入游擊隊打日本鬼子。十五歲時因日軍侵占江南，殺人放火，姦淫擄掠，乃加入國軍游擊隊，輾轉江南各地，服役於阮清源、張葆琛部下，因戰功自二等兵擢升為準尉。十七歲時在戰地受傷被俘,倖得逃脫，潛入皖南山區，步行經經羊角嶺到浙西天目山入浙西一中（今湖州高中）。
那年，日軍佔領南京，開始屠城，朱一雄初中畢業。日軍當時無意北上，所以江北一帶是大部分國軍和難民的避難所。朱一雄隨著家人渡江到舅父家暫住：「一路上，日軍飛機很低很低，掠過難民的頭上，散發傳單，告訴我們南京所有的國軍和居民，都都已殺死，命令我們乖乖地投降，不可作任何的抵抗。我非常氣憤，聽說江陰一部分未渡江的國軍和武裝的農民已組織了抗日義勇軍，於是我背著家人，一個人偷偷渡江到江陰城外，穿過田野，到他們的『司令部』，請他們收容我。軍隊派我到五支隊，三大隊，三區隊，當一個二等兵。我學習開槍，練習如何從事斥堠戰。 」
十六、十七歲這兩年，朱一雄參與了幾次戰役，晉升為準尉區隊長。雙涵洞之役，重機槍手和另一個分隊長都受到重傷。重機槍手死在他胸前，分隊長右臂流血不止，所幸他在初中做過童子軍，學會了粗淺的急救，把分隊長拖下田畦，為他包紮。那時，右翼的第一區隊趕來抵擋日軍的掃射，好讓他退進附近的村莊。一死一傷，花了朱一雄兩天的功夫，先把屍體埋了，再攙扶著受傷的隊長，將他送到野戰醫院。
就在那一年，另一次戰役，日軍的槍手非常高明，打中了我的右腳，阻止我的奔逃。被俘之後，日軍的隊長發現我是受過中學教育的尉官，決定留我一條活命，打算隔日天明押送我到他們的總部，藉此獲得我方的情報。夜間八時到半夜，那名看守我的日本兵因為無聊，用鉛筆和廢紙跟我筆談。他身上的符號居然名『一雄』正好和我同名。他又告訴我他父親是水墨畫家，他本人亦畫墨竹。快到半夜，他決定放我逃走，用香菸紙殼的反面，畫了一個簡單而又容易明了的『地圖』。這一面，他畫著松林過去的一條小河，意級思是要我逃到河的對岸。另一面，他畫了自己，將長槍舉向天空，意思是等我走後幾分鐘，他會對空鳴槍。最後，他匆匆寫了些漢字，叫我快快離去，並用手勢吩咐我，要把煙殼子吞下肚子，不可丟在地上。我一拐一拐的奔去，穿過松林，越過小河，人又興奮，又極疲累，聽到許多日兵的呼喊聲，卻沒有槍聲，好像他們向另外一個方向跑去了。朦朧夜色中，我決定履行承諾吞下煙殼，吞下前我看到了他寫的那一行漢字：四海之內皆兄弟。 」
多年後，旅居菲律賓的朱一雄利用難得的時機，設法尋找恩人的下落。當時，他代表菲國到東京參加UNESCO舉辦的美術教育會議。因緣際會下，找到了一名生長在台灣，熟諳台語的日本女畫家柴原雪，爾後又認識了曾在中國戰場當翻譯官的日本畫家夏島寬。他央請兩位設法到大阪尋找那位名叫『一雄』的士兵。不意，日本南書院的名單上，居然就有七個名叫『一雄』的畫家，這些人年齡差距甚大，有的根本沒到過中國。幾經波折後，才在地方政府服役中國戰場的記錄裡，找到恩人的住家地址。他在南太平洋海島上被硫磺彈燒死，找不到屍體。
半年後，复獨自一人步行經桐廬、金華、到麗水的碧湖，考入浙江聯合高中（今杭州高中）從日軍手中脫逃的朱一雄，因腳傷每日只能以一二十華里的速度，跋山涉水，終於到了皖南。到了那兒才知道部隊已轉往天目山中整編，只得繼續上路，翻越羊角嶺，卻不幸在冰雪中迷了路，幾乎凍死，還好第二天被農人救起。半年後，他考上了浙江聯合高中，也順利畢業，但過程並不像自傳那般輕描淡寫。
十八歲那年，我從天目山到富春江，一路乞討，到了金華。有一個初中同學家就住在那裡，我好不容易找到了他，才知道他爸爸是陸軍總醫院的院長。爸爸下班回來，一眼看到一個長髮留須的乞丐，穿著又髒又破的衣服，坐在他家的客廳裡，大聲叫他的兒子過去，罵了他一頓。我聽見他說：「我花了不少錢把房子裏裏外外裝上了紗窗，現在你把這個乞丐帶到家裡來！你看他帶來了多少蒼蠅！快快叫他出去！出去！」我這位同學流著眼淚送我到門口，偷偷塞了一把紙幣在我手裡，叫我在大街的一家小客棧裡暫先住下，晚上會來看我。
客棧的主人，見到我不但像個乞丐，而且生了疥瘡，右腳的槍傷尚末痊癒，走起路來一瘸一拐的，於是把我安置在樓梯下工友放置掃把和垃圾桶的一個小房間裡。晚上同學過來看我，帶來了一身軍服，上面釘有符號，意指陸軍醫院勤務兵的製服。他要我明天上路，逃到城外，只要穿著制服，憲兵自然不會過來盤查。而且，如果有軍車或運兵的火車，我就可以免票上車。搭上一節空空的鐵箱車，裡面有兩個低階軍官，躺在地板上，都是衣冠不整。我們在火車開動之後開始攀談，原來兩人都是逃兵，給憲兵抓到是要立刻槍斃的，火車快到麗水縣，速度漸漸地變慢，他們笑著說，你的符號是勤務兵，但沒有『路條』，不是公事外出的，應該是個冒牌貨。於是火車快進站前,我們三人一同跳出車廂,滾到草坡上去，我這一滾，好不神氣！活像美國西部片的電影。之後我們三人躲在草堆裡,等火車過去憲兵走掉了才慢慢想法了進城。
麗水不是我的目的地，設有高中的碧湖才是我要前往的。當時的浙江省聯合高中由杭州高中、嘉興高中、湖州高中合併而成，在碧湖鎮的龍子廟開班上課，我想去試試運氣。一天的路程之後，我到了碧湖。在街頭給一個醫院的護士抓住在我左臂打了一針。原來，地方醫院在街頭擺了攤子，逢人便打一針，據說那是傷寒霍亂的防疫針，是為了大家的安全。我走到快近龍子廟的地方，又給另一個攤子上的護士抓住，在我的右臂上再打了一針，還教訓我一頓，要常常洗澡，才不會得支傳染病。接連挨了兩劑預防針，打得我昏昏沉沉，好不容易才走進廟裡，找到校長室。那時校長是張印通，很同情我，答應收容我為學生，但他說你沒有任何證件，我們不知道你應該分派到哪一級，所以明天再來，參加入學考試。
我考試是空著肚子考的，雖然一夜沒有地方可睡，精神倒還可以。張校長笑著對我說：你的考卷我看了一部分，寫的自傳，很是動人，我決定把你編進文科高中二年級。有一個姓陳的同學，把我拉到學生宿舍，送我一個陶器水罐、一隻塘瓷飯碗、一個很舊的蚊帳，名叫『一腳踢』。這個『一腳踢』很小，用粗鐵絲做骨架，紗布包在上面。不用的時候，可以折起來；人要睡時先要鑽進一頭，然後把腳一踢，這蚊帳便把人罩在下面，活像一隻小棺材。
非常幸運啊，從一個游擊隊的傷兵、流浪漢，到乞丐，現在的我可是一個高中二的學生，合理合法地可以到飯廳領到三餐，又有一個硬木板的床位。可是問題來了，宿舍的同學都有從天花板掛下來的大蚊帳，蚊帳上頭是一個圓環，白色的紗布非常長又大，可以蓋住整張的床。他們有枕頭、棉被、潔白的床單，每天早上，把床鋪弄得非常整齊，叫做內務。床單要平平地包住下面的褥墊，四角折起來，好像一塊大豆腐乾。有一天，軍訓教官大踏步進來，檢查每一張床的內務，同學們就在床前肅立，畢挺挺地。這個軍訓教官走到了我的床前，看到是空空的木板床，立刻妒火中燒，劈頭劈腦打了我狠狠的幾下，我幾乎跌倒。他叫喊著：「你這個搗亂分子，你的內務在哪裡？你用這個方法來反對我嗎？」可憐那些同學，都怕得不敢哼聲，只有站在我一旁的那一位同學，用顫抖的聲音說：「長官，他真的沒有床單和棉被。」他說：「你騙我！天氣冷了，他不會凍死嗎！」說完，大搖大擺地走了出去。這件事立刻轟動了整個校園.我的國文老師錢南揚,吩咐我到他辦公室去,輕輕地說:「來，到我家裡去」到了他家，老師給我吃兩塊煮熟的芋頭。他嘆了一口氣說：「傻孩子，你怎麼不告訴別人你沒有棉被和床單呢？你挨凍了這麼多天，同學們都沒有看到嗎？」這時，錢師母抱了一件軍隊的綠棉布大衣從房間出來，又給了我一條軍用毛毯子，她說：「拿去罷，這是我們家裡出剩的東西。」回到宿舍，我才發現那大衣袋裡，還有兩隻桔子。
之後，還發生了一樁有趣的插曲。有一回，朱一雄在寢室和同學們激辨，以一敵眾，神氣非凡，其他人見他滔滔不絕，不掩驕傲，既說不過他，又忍不下氣，於是把他捆綁起來，塞在床鋪底下後，徑自逐步形成餐去了。飯廳裡，老師發覺少了一人，嚴厲質詢同學們後，始知他們惡作劇。最後，把朱一雄從床底拖出來，為他解開繩索的那個人，就是曾經不分青紅皂白揍他一頓的教官。
兩年後，再步行經仙霞、浦城，在建陽參加東南五省大學統考，名列前茅，為國立廈門大學錄取。兩年後，朱一雄高中畢業。當時，日軍從溫州上溯甌江殺人放火，一直到碧湖甚至麗水。他再度踏上逃難的旅程，一路徒步，踽踽獨行，越仙霞嶺到達閩北。因為飲了不潔的水，吃上不潔的食物，患上了副型傷寒，內出血、發高熱，昏迷在路邊，一名從上海流亡到內地的青年剛好路過，在朱一雄身上發現了一錠好墨，將它煮成墨漿，灌入他的嘴巴，兩天之後，居然止了血、退了熱，那名青年告訴朱一雄，他爸爸是個中醫，這偏方是從他那兒學到的。
在閩北建陽，考取了廈大後，徒步到閩西南的長汀報到。教務長謝玉銘，看到一個披頭散發的年輕人進入他的辦公室，大吃一驚。通名報姓之後，他在公文櫥里拉出我的檔案。他說：「你的入學考試總平均是84.6，成績打破了歷屆的記錄，你應該學理工，因為今天的中國需要科技人員。」我申辯道：「新中國也需要文學家、藝術家啊。」他說：「不要跟我辯，這是國家的政策，文科生不問成績如何高，都不能拿到公費。」我選擇了中文系,沒有公費只有貸金,在長汀一住四年,天天忙著寫劇本、排戲、做佈景、畫海報，實在不是一個好學生。我當時在長汀中學兼課，那裡的學生喜歡我這個廈大劇團的團長，我為他們排了一個多幕劇，劇名只是『刑』一個字，全劇是一個前線回來的傷兵的故事。我身兼導演和主角，扮演傷兵是名符其實的。其他的演員，男男女女都是中學生。我們大膽地租下了城裡唯一的戲院，當天開始在台上排練。
那天下午，來了一大批醉醺醺的國軍士兵，進來佔大半的座位，人數恐怕上百個。他們說我們要看一看女主角漂不漂亮，叫她快出來，如果她很美麗，我們才買明天的票子。我已化裝成一個傷兵，拉開布幕，走到舞台中央，把他們大罵一頓。我的聲音激昂慷慨，說：「你們為國家上戰場跟日本兵打過仗嗎？我現在演傷兵，可要知道，我是真正在戰地出生入死的傷兵。請你們出去，表示對一個真正傷兵的尊敬。」那天晚上，中學校長趕到大學宿舍，走進我的寢室，說：「你知道我們的票子已經全部給軍隊買去了，他們明天會進到戲院把椅子弄破，還要把你拉出去打一頓的，所以我主張明天不要演出了，我負責把錢退還給他們算了。」那時，我的愛人、後來的妻子莊昭順，跟許多大學同學都在外面聽到了校長的話，也聽見了我的回應：「不行，戲一定要上演。」大家鼓掌，但心中不免十分憂愁。
第二天，開演的時間到了，場子裡果真坐滿了軍人。大銅鑼敲響，布幕上升，兩個軍人跳到台上，竟把布幕扯了下來，下面的軍人齊聲叫喊：「叫那個演傷兵的出來，叫那個演傷兵出來！」我大膽地走上台去，大聲的說：「我在這裡！」他們見到我膽子這樣大，一點也不怕，倒反噤不出聲。我說：「如果昨天下午我說了得罪你們的話，我現在誠誠懇懇的向你們道歉。」接著我就向左、向前、向右一一鞠躬。當時有兩個憲兵，悄悄走上台來，開始輕輕地拍起掌來，又指揮大家拍掌。我接著對大家說：「這一次為了籌募貧寒學生基金才演這句戲的，你們知道嗎？後台的男女演員都是中學生，他們都怕得要命，在後台哭泣流淚哪！，如果你們同情他們，請安靜坐下看演出罷。」銅鑼再響，戲就在一個沒有大幕的台上上演。戲演完，廈大同學約有五十多人進到後台，把我和昭順團團圍住，組成了一個『方陣』，一面唱歌，一面說笑，浩浩蕩盪地把我倆護送到宿舍，沒有一個兵士試圖阻止我們。
一九四七年在廈門江聲日報任藝術編輯，蒙菲律賓駐華總領事亞菲利加青睞，正式移民菲律賓……直到一九六八年，舉家遷美。旅居菲律賓二十一個年頭的朱一雄，活躍於當地藝壇，多次當選全國美術協會理事，亦曾任總會秘書及理事長，舉行大規模個展達十次之多。在異鄉，他完成了終身大事。
到了馬尼拉，我和昭順在市政府的大廳完成了結婚大典，那是一九四七年的十一月二十一日，正好和英國的伊麗莎白女皇同一天結婚。我常對友人說，昭順不但是同學、愛侶，也是管轄我的女皇，所以選這個日子最有意思。我們已經相愛了四年，在廈大的那些日子，有許多富豪子弟追求昭順這位出身福建名門、就讀法律系的高材生。他們堂堂一表，都是『尖頭鰻』，年級高，學問大，有幾個四年級的，常常拿著紳士拐杖在校園裡行走。我親愛的昭順竟然只看中我，看中我這個像乞丐的『嬉皮士』。兩人專攻的科係不同，原本無緣得識。有一回，昭順丟了一把雨傘，幾個法律系的男同學動員起來幫她找尋，但他們聽錯了，將『傘』誤會成『扇』，大家瞎忙一陣。我聽到這個故事，覺得很有意思，就以這個題材在校刊上趣談『鄉音』，就是這篇文章讓昭順留意到我的存在。雙方開始交往時，大都在校園散步，一路上認真討論著學問和國家大事，我們都以為只是談得來，但旁觀的同學早已註意到，我們談戀愛了。當時，地域觀念很重，福建和江蘇，一南一北，互相瞧不起，都把對方當成野蠻人。我回到家鄉，告訴母親，我和一個福建女同學交往，她大大不以為然，於是我把備好的照片拿出來給她瞧個究竟，讓她知道我可不是愛上了長得橫眉豎眼的『南蠻』。照片裡的昭順，眉清目秀，甚是美麗，但老人家看了竟說：「這不正是咱們鄰居的女兒嗎？你可別用她的照片來騙我！
因為忙著上演話劇，我真是廢寢忘食的把全部的時間放在舞台上，常常把到飯廳偷拿來的飯糰，放在舞台木板下面的一個小竹籃裡，飢了就去抓一把冷飯吞下肚子，夜間就睡在舞台上的布幕堆裡。許多天不洗澡，混身發臭。我笑著對昭順說：「這哪裡是臭呢？這是靈魂的芬芳。」記得有一回，我們籌備演出《清宮外史》，我負責舞台監督和舞台設計，姚公偉，後來改名『一葦』，負責服裝製作，常到圖書館查閱資料，以確保官服設計能貼近史實。我的舞台設計裡，需要一個『出路』，好方便人物上上下下，我靈機一動，半夜找了一夥人，把大禮堂，也就是廈大劇場，後面的磚壁一塊塊拆掉，把舞台加大。演完後，再把它們一塊塊砌回去，過程很費力，但學校完全沒有察覺到異狀。每次想到這件事，都覺得很得意！
朱一雄的劇場資歷，有照片為憑。三、四年前，王友輝為姚一葦作傳時，無意間尋獲一幀舊照。那是公演《家》之後，廈大劇團的紀念合照。我在發黃的照片裡看到了姚一葦，也如預期地找到了年輕的朱一雄和莊昭順。如獲至寶，我火速掃描那張照片，以電子郵件寄給老人家，記性奇好的他不多時便把它寄回。照片上，他指認了二十四個人名，並依編號說明他們的近況。其中提到王夢鷗，「是我廈大的導師，在台北木柵消磨了他最後的好幾年，我曾在指南山莊探望過他。」也提到大學裡的至交之一，鄭道傳，「他的筆名是『稻泉』，寫了很多新詩，和另一個詩人勒公貞，筆名『公丁』，加上我，三人組織了一個『詩、木刻社』……二○○一年我去廈門探望他時，已雙目失明，耳朵亦全聾了，又不能說話。我握著他手，他則不停的呼叫，又哭又鬧。這使我很痛苦，回到旅社，我十分敏感的又吐又瀉，病了一場。至於對姚一葦的懷想，是這麼寫的：「姚公偉比我們高一年，我是他寢室的常客。他臉色很白嫩，眼皮下面有些紅色的記號，恐怕是角膜炎之類的病。他冒生死之險到長汀，我亦一樣，真是難兄難弟。 」信末，老人家寫道：「許多舊事，許多人都不知道，說來怕大家都不相信了。」
如今看來，廈大時期應是朱一雄最意氣風發的年代，以他高人一籌的悟性和旺盛的創作力，被譽為「才子」，並不意外。畢業後，他更在菲律賓找到了一展所長的舞台，持續寫作，持續畫畫。那本是一段風光的時日，但麻煩還是找上了他。
在馬尼拉，我仍是醉心話劇，並在報上發表木刻和新詩。刻木刻往往工作到第二天天亮，又趕著到我教書的僑校參加升旗禮，週末就全部放在劇場的工作上。可是華僑社會的很多人不能理解我的『狂妄』，認為我是一個不安分守已的壞分子。其中一個校董說：「他這樣努力工作，一定是個共產黨。」（可見他非常看重共產黨人刻苦奮鬥的精神）我刻木刻，國民黨的人說共產黨在延安刻木刻，所以在這裡刻木刻的人一定和他們同黨。我寫散文《思鄉草》，他們說我在鼓勵華僑回歸大陸。我木刻中江南田野中的農婦，頭包頭巾，他們說這是蘇聯的女子，聲稱我在替史太林宣傳集體農場。這些人一知半解，患了嚴重的恐共病。在我看來，他們的結論是笑話，但是他們大權在握，隨時隨地可以把人秘密押送到監牢裡去。我可憐他們，但亦怕他們。他們可能真正的被蛇咬過，所以今天看到草繩就心驚膽怕。
想想，那段日子吃苦最大的是昭順，我的愛妻。她真是一個偉大的女性，白天在僑校教書，晚上為報館寫專欄，還要養大四個女兒，讓她們受到最好的教育。那時，大陸的情形很糟，特別是僑鄉，一般人有苦難言。國民黨特務的囂張，更使華僑社會風聲鶴唳，人人不安。當時我在一家教會辦的女子中學教國文和歷史。一天夜晚，女校長到我家裡來，說：「明天你不用到學校上課了。這裡是國民黨總支部給我的公文，你自己看罷。」晴天霹靂，我失業了！家裡少了我的一份收入，昭順一人獨撐局面，不用說不能買衣服鞋襪，連一日三餐亦成了問題。
受僑界排擠、失業一年的朱一雄在家苦研《聖經》，完成了九十幅版刻的聖經故事集。如此壯舉受到菲國藝壇的注目，英文大報、雜誌，紛紛介紹他的版畫，全國美協還為此開了一個特展，間接告訴華僑社會，朱一雄並非如流言所傳地生了重病，反而苦盡甘來，因為菲律賓有三所大學都有意延聘他為教授。
菲律賓那段時日的後期，朱一雄苦受紅藍的夾擠，共產黨認定他屬國民黨陣營，國民黨則認定他是共黨同情分子，提供他喘息、謀生空間的反倒是與他非親非故的菲律賓藝文界。有很長一段日子，他被國民黨列入黑名單。而文革期間，留在大陸的家人之所以遭受加倍清算，和他「華僑」身份多少相關。於是，移民美國變成了逃離鬥爭、尋覓平靜的唯一選項。一九六八年，朱一雄應美國新英格蘭四家州立大學的邀請，舉家遷美。隔年，維吉尼亞州萊辛頓市的華李大學（Washington and Lee University）聘請朱一雄擔任駐校畫家，該大學已有兩百多年的歷史，傳統上設有終生駐校詩人、駐校劇作家、駐校文學家等等職位，朱一雄為該校第一亦是唯一的華人得到這樣的殊榮。在華李大學，朱一雄擔任美術系的全方位老師，教授多項科目除油畫、水彩、素描外，又開設版畫科目、陶瓷科目、鎔鑄科目等等。除外，朱一雄努力爭取校方同意，開設亞洲研究所，由他教授國畫及東方美術史，並每隔一年帶領學生到台灣習畫。有一次，同校的中文系教授告訴朱一雄，縱使定居美國多年之後，他仍然在國民黨的黑名單上。這位教授中文的美國人很清楚，他剛退休自中央情報局（CIA）。
朱一雄教授的美術科目之所以能兼容並蓄，幾乎無所不包，和他習畫的過程有關。幼時他從父兄學畫，長兄朱淡如為江陰名畫家，詩文篆刻均屬上乘，善作貓虎；十三歲時，從木刻家徐甫堡學西洋木刻；於長汀四年，從日本留學歸國的王夢鷗學俳句子、俳畫，並以「丹鋒」為筆名創作木刻。移民菲律賓後，在歷史悠久的聖多馬斯大學美術院攻讀碩士，從菲國現代畫之父伊達特斯學油畫，從意大利雕塑家蒙提學雕塑，從西班牙畫家勞倫索學素描，從現代畫家瑪那沙拉學構圖、色彩，最後順利畢業，論文題材饒富創意，探究甲骨學、神學及美學之間的關係。
此次在台灣藝術大學舉辦的回顧展，除《長江萬里圖》及《春回大地》外，均為課室中示範所作，不論水墨抑是油畫、版刻，皆於課間匆促完成，事後亦不加點染。儘管畫作無數，畫展兩百餘回，朱一雄仍謙稱，他志在成為一名美術教師而非職業畫家，示範作品往往送給學生收藏，不問好壞，俱不拍照留念，亦無詳細記錄。他常常笑對學生學生說：「我是一棵樹，冬天把根深深埋入泥土，吸收養份，春來開花，夏來成蔭，到了秋天，風一吹來，把身子一搖，滿地都是落葉，那些落葉就是我的畫。」
退休後，朱一雄忍痛出售他在萊辛頓城心愛的「藝術莊園」（Art Farm），遷居至紐澤西州的普林斯頓城，一直至今。八十五歲高齡的他和夫人莊昭順在普林斯頓過著愜意的日子，四個女兒都已年長，各有自己的前途，不用老人家操心。往事對他來說恍如夢寐，但心中無憾無怨，謹記《聖經》的教誨：「凡流淚播種的，必歡呼收割。」
這一陣子，只有鬆鼠令他頭疼。他喜歡賞鳥，因此在陽台上裝置了養鳥器，以待黃鶯輕盈的光臨，卻老是被能跳擅爬的松鼠霸占。他常向家人訴說與松鼠鬥智的慘敗經驗，於是三個外孫，在二孫女吉亞（Zea）的策動下，決定為公公報仇：用紙箱和樹枝搭了個「捕鼠器」，下面放些飼料，等松鼠來時，繩索一拉就可把牠罩在底下。結果當然什麼都沒抓到，風勁稍強點，「捕鼠器」搖晃幾下就垮了。有一次難得騙到了一隻，被罩在裡面的松鼠一陣驚惶，瞎衝亂竄地就把紙箱弄翻，逃之夭夭。經過多方研究與數次實驗——前後歷經數月——老人家終於在園藝店裡找到了一種圓罩，既可固定又會搖晃，將它掛在支撐捕鳥器圓棒的腰身，才有效制止松鼠的攀爬。事成之後，他不掩喜悅，向家人宣布松鼠的問題解決了，但經長孫芊吟提醒——現在換松鼠沒東西吃了——他又於心不忍，便定時在養鳥器下撒些食物留給松鼠。從此，黃鶯、松鼠、老人，在後院過著不鬥氣的日子。
平時，朱一雄儼然老農，白天勞動，晚間休憩。晚餐後，習慣看點電視，大半是新聞和電影，但忌看戰爭片，若不慎看到畫面，不免五內翻騰，久久不能自己，當夜惡夢連連。因為聽了很多故事，三個外孫特別疼惜公公、婆婆。有一回，最小的孫子諾亞（Noah）在學校餐前禱告，用英文說「我祈禱野蠻人不要攻過來」，教會的修女不知其意，原來他指的是日本軍閥。
雖然退隱，並末閒著，朱一雄仍舊畫畫、教書、開畫展、參加廈大同學會，年前還遠赴法國、西班牙、北非摩洛哥旅遊，每至一地必定造訪大大小小的美術館，坐在輪椅上由大女兒推著，仔細鑑賞難得親見的名畫。
旅遊與參觀美術館是朱家最大的樂趣。有一回我隨著朱家到芝加哥觀光，第一站就是現代美術館，對我而言是一番折騰。我生性不愛遠遊，若不得已出國，第一站通常是下榻旅店內的酒吧。我不懂美術，尤其對有很多「不准」——不准喧嘩、不准碰觸、不准飲食、不准抽煙——的美術館更是排斥，因此無法鄧解為何朱家能夠在這種場所一待就是一兩小時。密室恐懼驅使下，一踏進美術館，我便急步往前，找尋出口，但為了不枉此行，行進間眼睛並不閒著，快速掃過每個陳列品，十分鐘不到已經看到了一扇鐵門和「EXIT」指標。我內心狂喜，猛力推開，彷彿逃犯似的奪門而出。哪曉得，警鈴大作，原來被我打開的是緊急出口。之後，我一副悠哉地坐在美術館庭園抽煙，兩個鐘頭後才看到朱家六人陸續走出，朱教授看到我說：「蔚然，原來你在這兒，我們以為你還在裡面。」我回道：「我也是才出來不久。」接著，朱家三女兒滿臉狐疑，問我道：「剛才警鈴突然響起，你知道是怎麼回事嗎？」我也滿臉狐疑，說：「是嗎？我沒聽到。」
歷經滄桑，看盡人心百態、走過鬼門關數次又安然返回的朱一雄教授早已洞悉世事，了無困惑。然而，有一件事仍讓他參想不透。今年七月我到美國探望他時，某日午後和老人家在庭園散步，看著黃鶯滿足地啄著鳥食，看著松鼠怎麼努力就是無法越過障礙。 「人主充滿反諷」老人家淡淡地說：「我年輕時也抽煙，畫畫、寫作、導戲時更是煙不離手。後來三女兒出生，嬰兒時一直咳嗽，問了醫生才知道，應該是氣管不好，被我的煙嗆到了。為了她我從此戒菸，一直到今天，哪曉得，她長大以後會嫁給你這個老煙槍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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